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民族器乐发展史上，二胡等拉弦乐器的出现要晚于吹奏、弹拨类乐器。它比钟、鼓、磬、埙、笛、瑟等体鸣、膜鸣、气鸣类乐器晚出一、两千年。就艺术的积累而言，琴、筝、琵琶、笛、管、唢呐等都有丰富的演奏曲目，并且在演奏技艺方面形成了各自的体系和审美追求，而二胡除了经验性的口头理论之外，几乎是一张白纸。然而，也许正是因为没有历史包袱和传统桎梏，当二胡一下子融入20世纪的社会生活后，竟如鱼得水，获得了历史性的大发展。可简要分为三个时期：（1）初创时期（1915—建国前），主要是刘天华和阿炳的十三首名曲：刘天华以病喻情、忧国忧民的《病中吟》，领略月色、感悟人生的《月夜》，苦中寻乐、苦乐交融的《苦闷之讴》、忧心忡忡、悲情忿忿的《悲歌》、即兴舒怀、偶成精品的《月夜》、抑郁无奈、闲散空旷的《闲居吟》，理想境界、奇妙乐园的《空山鸟语》，憧憬未来、向往光明的《光明行》，别出心裁、独辟蹊径的《独弦操》，中西融合、推陈出新的《烛影摇红》，它们都是二胡艺术有史以来的开山之作，其主题基本未离开这一时代一个知识分子内心的苦闷、欢乐、憧憬，但每一首都富有个性，都有自己独特的语汇，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杰作，为二胡的学习、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阿炳先生的《二泉映月》、《听松》、《寒春风曲》在继承民间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极大的突破，同样是弥足珍贵的艺术遗产。初创时期的传世之作还有陆修棠的《怀乡行》、刘北茂的《小花鼓》、吴伯超的《东方舞曲》《秋感》、蒋风之所改编移植的《汉宫秋月》《薰风曲》等古曲。(2)繁荣时期（新中国成立—20世纪80年代），特别是“文革”之前的17年，由于经济社会的快速稳定发展以及专业教育、表演的齐头并进，为二胡艺术提供了优越的生态环境。除了早期出现的一批改编、移植类佳作，如《流波曲》《弹乐》（孙文明）、《拉骆驼》（曾寻）、《在草原上》（朴东生）、《山村变了样》《赶集》（曾加庆）、《江河水》《赛马》（黄海怀）等。更为可喜的是以60年代初刘文金的两首新作《豫北叙事曲》和《三门峡畅想曲》为标志，专业作曲家开始正式参与创作，二胡独奏新曲的创作获得了历史性的丰收，它们无论在题材的广度，还是在音乐语汇的创新、或者是在整体结构、气势方面，都有了新的开掘和提升，甚至可以说为二胡艺术划出了一个新阶段。此类作品主要还有《春诗》（钟义良）、《金珠玛米赞》(王竹林)、《怀乡曲》（王国潼）、《陕北抒怀》(陈耀星、杨春林)、《战马奔腾》(陈耀星)、《江南春色》(马熙林、朱昌耀)等。(3)新探索之期（20世纪80年代以来），最大的亮点是史无前例地兴起了一股大型作品的创作热潮，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上半期，在短短十几年间涌现出了一大批构思宏大的大型作品。刘文金的协奏曲《长城随想》是首开风气的力作，其它的同类作品还有叙事曲《蓝花花》（关铭）、幻想曲《莫愁女》（何占豪）、《幻》（二胡与大型乐队曲，阎惠昌）、《第一二胡狂想曲》（王建民）、《江河水》（二胡与交响乐队，杨立青）等；这一时期，与对现代演奏技法的尝试相对应，出现了一些构思大胆、挑战传统的全新探索型作品，代表作品有《双阕》（谭盾）、《梦四则》（何训田）等，虽然是些非主流的作品，但对二胡曲目的丰富和完善同样具有正面的价值。